长征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几乎可以说我们党“被置于死地而后生”。一方面，经过长征之后，党领导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损失极大，90%以上的根据地丢失了，红军锐减到3万人。另一方面，长征是全党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促进了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长征锻炼、教育了党的革命队伍，我们党开始努力克服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独立自主地解决人事和军事等问题，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集中统一领导。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华北事变爆发，日本当时准备要全面侵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首先得到了处于祖国大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将领的赞同、支持。

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政策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而影响深远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这一政策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日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统筹考虑国内外舆论、综合权衡国内外形势以及敌、友、我力量对比情况之后，从民族救亡的大局出发作出的决定。基于这样的统战政策，西安事变在共产党人的斡旋下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逐步形成。

三、党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政治成熟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人汲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坚定地、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党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领导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最大区别是：共产党实行扎根群众、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实行只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蒋介石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指导思想，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其实质是没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

政治路线的差异成为国共实力此消彼长的分水岭。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百折不挠，铁一般担当起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把领导人民抗日救亡作为最大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追求。恰因此，我们党在敌、伪、顽的犬牙交错中生存发展壮大起来，逐步成长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了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

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我们党在政治方针、政权建设上采取了两项重要的务实政策：一是为了让阶级矛盾这一次要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兼顾农民和地主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削弱封建剥削，而不急于消灭封建剥削。二是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这样就把根据地几乎所有的爱国政治力量都团结在了党的周围。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这条政治路线的指引下，解放区军民发动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进攻，加上苏联红军的帮助，终于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战期间，为了清算王明教条主义思想流毒的恶劣政治影响，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展了全党性的整风运动。经过整风，全党在党的七大时达到了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成熟。伴随着党的成熟，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力量发展壮大起来，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达到121万，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达到120万，民兵260万，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人口1亿人，为解放战争打败蒋家王朝的反动落后统治打下坚实基础。

四、党经过解放战争最终领导人民成功夺取全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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