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中日合拍纪录片《最后的沙漠守望者》展现了世代隐居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克里雅人面对环境变化，或走或留的现实困境，片中所传递的“家庭”“爱”“生与死”等主题具有一定的国际性。但中方导演沈鹏飞指出，关于“生与死”的文化观念差异，在拍摄过程中造成了中日双方的激烈矛盾。首先，日方主创坚持要求拍摄克里雅人的墓地，而中方主创认为墓地与死人相关，其影像不够积极向上，起初并不赞成拍摄，但在日方的一再要求下最终妥协。随后，日方在采访中坚持问被拍摄对象“你死后要不要埋在这里”，这个问题引起了被拍摄对象的反感，翻译人员也认为该问题非常不礼貌而一度拒绝为日方翻译。沈鹏飞在与日方协商后了解到，日方的真正意图是想搞清被拍摄对象要不要留在故乡。最终摄制组决定用合乎中国文化的方式来提问，拍摄到的素材能够满足中日双方的需求。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直言“死亡”是一种忌讳，因此中国人习惯采取隐晦的方式谈论“死亡”的相关话题。然而，日本的文化观念并不否定和畏惧死亡，甚至会以死为荣、以死为美。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就认为，“再没有什么比死更高的艺术了。”可见，日方在采访时依照自身的文化观念，对死亡直言不讳，却无意中犯了中国文化的忌讳，导致了合拍双方的矛盾与争论。

国际合拍主体跨文化对话的优化策略

求同：以“交往对话”构建合作基础。2 0 世纪8 0 年代，哈贝马斯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考察，发现社会交往行为中传统的“自由”“平等”观念正不断遭到破坏。对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对话”理论，主张在交往主体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合理的对话关系，使交往双方的利益被充分考虑。交往对话是人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最有效的方法和最为便捷的途径，“理解”是其行为的核心。以“求同”为特点的“交往对话”是国际合拍纪录片主体之间跨文化合作的基础。在内容文本形成过程中，不同国家的纪录片题材资源、人才队伍、观念思想彼此相遇，只有通过对话达成理解与共识，才能建立起引领整个团队前进的目标，形成创作合力，最大化地发挥各方的资源优势，实现“1+1＞2”的合作效果。

首先，通过对话达成在国际通行的法规惯例下进行操作的共识。哈贝马斯认为，对话双方必须遵循社会规范，而必须遵守的规范又是给相互期待的行为下定义的，并且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规范的存在是交往理性的保障。在纪录片合拍实践中，国际通行的、以合同契约规定下来的权利与义务是合拍双方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法规惯例上的一致性对于有效获得合作方的信任、降低合作风险而言至关重要。制片人赵琦表示，在拍摄《归途列车》时，之所以选择与加拿大的Eye Steel Film公司合作，除了因为该公司可以申请加拿大本国的资金和退税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美播出机构更容易相信一个基于共同法律体系和财会体系、并且有着成功制片经验的西方公司。”

其次，通过对话整合双方的文化观念，在合拍文本的主题开掘上求得共识。纪录片的主题体现了作品内容的深度和创作者看问题的角度，是作品的灵魂所在。国际合拍纪录片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其主题体现的文化视角不能过于狭窄。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应该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以便共同探讨与人类和世界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找解决途径。”即便是处理具有民族国家特色的题材，合拍方也应该在全球面临的共性问题和全人类普遍的情感诉求与道德规范上寻求共识。例如，中英合拍纪录片《孔子》正是通过中西不同文化视角下的对话，将孔子宣扬的“君子之道”放在全人类普遍的道德行为规范上进行重新解读，谋求主题表达的共识。该片整合了多位国外资深汉学专家的观点：如贝淡宁教授认为，相比“绅士”“高贵的人”，将君子译作“楷模”更为妥当；安乐哲教授则认为，过度的个人主义是西方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而君子的特点是怀有仁爱之心，不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当将其与西方“过度的个人主义”相比较时，君子所秉承的“仁”的思想，更加值得肯定和赞赏。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君子之道”便走出了东方的文化视野，成为全人类道德规范普遍认同的“为他人着想、怀有仁爱之心的社会楷模”。

再次，以坦诚、开放、善意的原则规范主体间的沟通行为。针对语言的使用，哈贝马斯提出了三个“普遍有效性要求”：第一，在特定的规范语境中，完成正确的言语行为，在言语与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正当的人际关系；第二，提出一个真实的命题以及恰当的现实条件，使听众接受和分享言语者的知识；第三，真诚地表达出意见、意图、情感、愿望等，使听众相信言语者所说的一切。哈贝马斯提出的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对话三原则对于国际合拍纪录片主体间的跨文化对话同样重要。例如，在中英合拍纪录片《美丽中国》的过程中，中方能够与英方达成共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开展对话时始终本着真实、真诚、坦率、友善的原则。当双方的拍摄脚本发生分歧的时候，中方会针对其中过时或来源单一的信息、不确切的说法、经核实错误的信息进行修订，并根据自身调研的结果提供正确可行的意见。对此，英方制片人布莱恩·里斯十分赞赏，“传说和中国人合作，他们会很怕丢脸，但我的经验是，中国人很像英国人，就是诚实、坦白、直来直去。想说什么就表达出来，这样相处就比较容易。如果我用一种很复杂的方法迂回地表达我的想法，相处起来会很困难。但中国人很直接，反应很快，通过他们我了解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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