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上看，当地的法律法规如何影响对象国的公共关系开展？“走出去”的企业要了解对象国的法律法规，一方面要了解贸易投资的法律法规，比如美国的《1930年关税法》《1974年贸易法》《1962年贸易扩展法》《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另一方面熟悉组织开展传播活动的法律法规以及与媒体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公平包装和标签法案》《儿童电视法案》《营养标签和教育法案》。在新西兰，直接影响公共关系实践的立法包括《怀唐伊条约》（1975年）、《公平贸易法》（1986年）、《广播标准法》（1989年）、《资源管理法》（1991年）、《诽谤法》（1992年）、《人权法》（1993年）、《隐私法》（1993年）和《就业关系法》（2000年）。只有在遵守对象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才能走得顺，同时，既精通对象国的法律又能熟练使用对象国语言的法律顾问非常稀缺。

从积极主义上看，公民社会运动如何影响对象国的公共关系开展？一般说来，在欧美发达国家，积极主义比较成熟，而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积极主义相对比较弱。比如二战后，由于麦克阿瑟将军的民主化政策，在日本成立了不少工会组织。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开始出现环境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汽车产品缺陷等问题，导致各种消费者维权运动的发生。随着公民运动的兴起，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出现。在南非，同样有环境保护主义者、反犯罪团体、反虐待妇女和儿童团体、艾滋病活动家等活动团体。我国的企业在海外也会遇到劳资、就业、环保、质量、宗教信仰等问题，对象国的工会或者绿色环保组织等相关的组织发动社会运动，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海尔并购美泰克受挫和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失败就是因为不了解工会的力量，最终夭折。因而，企业要了解对象国积极主义的本质，以工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如何发挥以及发挥多大作用，企业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积极主义。

从媒体上看，媒体如何影响对象国公共关系的开展？媒体控制、媒体到达和媒体准入是考察一国媒体发展状况的主要指标。（Sriramesh，Dejan）如果中资企业在阿联酋，一要了解该国的主流报纸的分布，如：在首都阿布扎比有《阿拉伯联合报》《黎明报》《团结报》，在迪拜有《贝亚报》《海湾时报》《海湾新闻》，在沙迦有《海湾日报》《今日海湾》，包括网络版。1999年1月，时任总统扎耶德颁布法令，成立阿联酋媒体公司（EMI），隶属于信息和文化部，以取代现有的广播服务，同时YouTube、Instagram、Facebook也是当地年轻人使用频繁的社交媒体。因此，我们首先要了解对象国中媒体的种类及其性质。哪些媒体是公有？哪些是私有？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其次，要清楚媒体的到达率和影响力。哪些媒体深受老年人的欢迎？哪些媒体受年轻人青睐？纸质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各自占比是多少？各类媒体的影响力有多大？最后，企业自身建设媒体也很重要。根据科特勒“以客户为导向”的市场营销思维，企业根据人口统计、社会、心理、行为等因素对对象国的公众进行细分，选择目标公众。比如：哈萨克斯坦的年轻人喜欢用Whatsapp和Instagram，瑞典人用Facebook，德国人青睐YouTube、Facebook和Whatsapp，澳大利亚人偏好Facebook、Twitter和Google Plus。随着5G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公关更受青睐。最近英国出版了资深公关专家Danny Whatmough的《数字公共关系》，在书中就介绍了如何建立数字公关生态体系以及数字公关战略。

近几年来，在国际关系领域，区域国别研究如火如荼，事实上，企业何尝不是如此？企业在进驻海外之前，必须做好充足的功课，否则，难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棘手问题。因此，建议企业自身或者委托第三方开展对象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积极主义和媒体的国际公关定制化研究，从而服务企业走得更顺、更远、更好。

文章来源：《国际公关》 网址: http://www.gjggzz.cn/qikandaodu/2021/0709/9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