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选择在海外经营或实施海外并购。2015年掀起海外并购热潮，2019年趋于放缓，2020年呈现理性、合理的趋势。无论是海外运营还是并购都离不开开展国际公关。普渡大学Krishnamurthy Sriramesh和卢布尔雅那大学Dejan Ver I教授在《全球公共关系手册》中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积极主义和媒体的视角对世界五大洲各国的公共关系进行剖析。笔者认为，“走出去”企业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积极主义和媒体六个层面开展国际公关。

从政治上看，政治结构如何影响对象国的公共关系开展？众所周知，政治环境决定了公共关系的性质，（Sriramesh，Dejan）公共关系实践的繁荣取决于公众舆论的开放性。一个国家的社会呈现多样化，有利于实施战略公共关系。我们可以根据其政治制度，分为民主、专制、独裁、极权等不同类型国家，针对不同国家提出不同的公共关系策略。美国是对企业游说政府行为保持开放的国家，企业通过游说，将自身的诉求传递给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这些信息或许对未来的投票产生影响。1933年希特勒上台实行独裁统治后，虽然政府、社团、社区、文化机构和企业开展保持着外部媒体关系和内部沟通，但这些传播活动有很深的纳粹宣传痕迹。纵贯全球，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更多的企业愿意利用公共关系来建立和维持与国际公众的关系，一旦危机发生，还需要借助公共关系来减小负面舆论的影响，重塑企业形象。以以色列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面临前苏联百万移民的涌入、1991年海湾战争、1993年巴以和平协定、1995年拉宾遇刺以及持续的政治动荡和政府更迭，为公共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企业既要关注对象国政治体制的类型，又要了解社会舆论被政府部门重视的程度，和政府对舆论的处理方式。

从经济上看，经济如何影响对象国的公共关系开展？第一，发达经济体往往比发展中经济体更倾向于使用战略公关。一个经济体越发达，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越能齐头并举，组织参与者就越多，竞争水平也越高。企业为了争取公众的关注、认可和支持，都会雇用公共关系专业人员作为内部顾问。（Sriramesh，Dejan）在以色列，由于市场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刺激了消费文化的发展，迎来了公共关系的春天。不少曾经做过记者的人士和广告人，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决定开设公关公司。第二，通信基础设施对国际公关人员开展工作非常重要。技术对传播的作用很明显，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通信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很大，传播技术先进。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这方面还是比较弱。值得一提的是，非洲的各种民间传播形式也值得关注，包括木偶剧、乡村八卦、即兴表演、诗歌音乐、颂歌、婚礼、葬礼和政治集会。（Ronel Rensburg）企业不但要了解对象国的总体经济水平，而且要了解私人投资环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民营企业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权力大小以及公关专业人员可利用的技术水平。

从文化上看，文化如何影响对象国的公共关系开展？1996年Dejan和Grunig夫妇使用Hofstede的前四个维度和人际信任（Tayeb，1988）来评估斯洛文尼亚文化对其公共关系的影响。那么，国际公关一方面跨语言，另一方面跨文化，比国内公关更复杂。在跨文化传播和交际领域，有不少理论值得我们去借鉴：（1）Hall的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2）Hofstede提出权力距离、男性主义—女性主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短期取向—长期取向的文化分析理论；（3）H.W.Lane和提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人的时间导向性、管理人性观、活动导向性、人际关系导向、空间导向的文化差异分析；（4）Fons Trompenaars提出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中性—情绪化、关系特定—关系散漫、注重个人成就—注重社会等级、长期—短期导向、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架构理论。在上述基础上，用建构文化分析框架来梳理对象国的相关文化指数，重点分析与儒家文化相同、类似和不同之处。文化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处在不断变革中。日本人重视“和”文化，传统上把公司和组织的利润放在首位，而不是个人利益，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人们对个人的力量和创造力越来越看重。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宗教在公共关系中的影响。在印尼，有些企业选择在厂址附近修建庙宇，供管理层和企业的工人进行朝拜，解决宗教信仰问题。

文章来源：《国际公关》 网址: http://www.gjggzz.cn/qikandaodu/2021/0709/9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