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基本原则大致包括：首次，它确认了世界制度的优先性(priority)和先验性(a priority)。这一原则将政治上的“无外”或者“王者无外”原则鲜明凸显出来，这中间包含了对完整性和绝对性的政治体系的制度要求，这恰恰蕴含着关于世界制度的构思。中国所确立的政治哲学第一概念即世界，不仅校正了西方国家将国家概念确立为第一概念的错误，而且一开始思考政治就避免了以国家思考政治的混乱与无效——“以国治天下而不是以天下治理天下，至少在理论上没有合法性。”(19)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页。在中国的“天下、国、家”体系与西方的“国家、团体、个人”体系之间，不仅展现出两者之间旨趣的不同，而且前者构成对后者的一种颠覆与替代，一种“更加宏大的思考幅度和分析框架”(20)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页。呈现在人们面前：一方面，西方的相关思考在结构上是不完整的，它缺少“世界”的维度。另一方面，它不将国际维度视作“世界”维度。它确实是“高于任何国家观点的世界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个有精神意义的存在，而不仅是物质存在，把世界看成是自身具有目的和理念的存在，而不是无目的性的对象。只有从这种世界观出发才能够以世界尺度去衡量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是我们无法置身在外的生活条件”(21)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4页。。其次，它确立了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和传递性。它不再以内政与外交分立的眼光看待世界，且同时承认国内社会与世界社会，从而将最低与最高的各层政治制度贯通为一个普遍的政治系统。反过来这个系统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也就具有了有效传递的政治治理条件。这样的理念便不可能是意识形态化的理念，无论其来源于宗教的还是什么主义的意识形态，都被其克服。

天下模式的独特优势，在相对于国家/国际理念的时候充分展现出来。它不是一种联合国模式，而是一种超越国际体系的世界模式；它也不是一种诉诸民主机制的政治治理，而是一种落在民心基点上的政治实践。基于上述分析，赵汀阳得出一个结论，“以天下理论为哲学核心的中国政治哲学无疑是关于世界制度最深厚的理论准备。当然，今天的世界可能再也不需要帝国了：既不需要一个美国那样的危险帝国，可能也不需要中国古代天下帝国那样的和平帝国。但是，天下体系非常可能通过某种转换而成为适合于未来的世界制度。”(22)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

赵汀阳的分析框架，对目前流行于世的、经他描述的主流观点是具有挑战性的。从解决当代世界冲突的强烈愿望上看，他的论述具有促使人们在国家/国际体系之外，去审视世界秩序建构问题的另一种可能性。但他的分析跳跃性之大，相互关联性之弱，构成他的分析难以自洽的关键导因。倘若它的分析要想成立，至少两个为他轻视的前提条件应当引起他的足够重视才行：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理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脱离传统机制而作为理念进入当代世界；二是当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民族国家的国家定位而担负起激活天下制度的重任。这两个问题也可以换算为，如果天下制度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古代帝国建制，那么它是不是“中国的”独特理念？如果当今中国必须落定在民族国家的国家位置上，那么面向未来的天下体系之重建，依托于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实体去推进，是否就无法坐实？进而可以追问，在一个民族国家时代，不基于国际建制去设想可能没有政治载体的天下体系，是不是将“世界”彻底虚化，而让现实世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说，且将无视世界现实性品格的乌托邦式世界悬搁起来，让人可望而不可即呢？这三个问题，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定位是关键性的。如果中国确实是一个置身于民族国家体系之外的特殊结构，那么它溯及历史、延及未来的“天下”担当，才在思想上与实践上不至于落空。否则，一个担负世界制度建构的“中国”都无法凸显，那么“天下体系”的历史思想激活与现实实践推进，岂不是镜花水月？

这中间需要辨析的问题有二。其一，赵汀阳的“天下”话语并没有与西方现代国家所建立的征服逻辑完全切割，此如前述，不再赘言。其二，无论古今，天下理念并没有展现出一种不同于“国际”的世界制度机制，因而是否能够展现超越西方建构的三种世界(帝国)结构的能力，殊堪疑问。由传统“天下”理念推演出的世界制度，完全限于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的理念。尽管今天的政治哲学对国际秩序所做的任何构想都不免乌托邦色彩，但国际秩序的乌托邦构想如果真要想影响世界构造，它的可制度化特性必须展现给世人，否则不免于纯粹的空想。天下体系之免于纯粹的乌托邦性质，需要在历史维度呈现它的世界制度可靠性，在实践维度展示它的世界制度可行性。在历史维度上，天下体系其实也是赵汀阳所说的基于“中国古代专制帝国”的政治实践。他指出这一模式乃是自己阐述的“天下”理念的一个失败个案。这是实话。但这一以退为进的论述策略，对赵汀阳的天下理念的推演最致命的并不是找不到历史原型，而是抽调了他的历史想象基础。他让人们知晓一个悲壮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实际上也只是基于中国一国经验与意愿的政治想象而已。被纳入这个想象的对象国家，并不见得就轻松快意地确信自己是被纳入了一个得到拯救的世界体系之中。相反，这些国家的历史陈述，常常将自己被纳入天下体系，或者制度上由中国古代专制帝国设定的朝贡体制、五服制度的历史，书写为被中国欺凌或入侵的历史。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殖民体系。对朝鲜、越南、日本和缅甸等国而言，他们对天下体系的历史记忆与中国的相关记忆，可能恰相反对。(23)譬如李响在记述越南方面关于中越关系史的历史结论时指出，“西沙海战后，越南政府出版社推出的《越南古代史》说：‘越南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侵略史’”。李响：《越南历史上的“抗华”情结》，《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3月(上)。那么这样的天下体系，与赵汀阳所说的民族国家间体系，又有什么根本区别呢？也许，对一个政治世界来讲，从来无法排除掉源自一个端点(国家)的政治力量去推展一个世界体系建构的宿命，这是一个由诸多政治体构成的政治世界之展现同处在一个“世界”之中的政治品性，一种不得已的实际处境注定了的事情。否则一切相关设想，就变成反政治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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