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认为康德的思想是具有开创性的，“康德关于‘世界公民’‘各民族的联盟(foedus amphictionum)’或‘和平联盟(foedus pacificum)’的理论基本上涉及了以个人权利和民族/国家权利为准则所能够想象的国际关系最优模式。”注意这里强调的是康德所设计的仍然是“国际关系模式”而不是“世界”模式。罗尔斯在此基础上，以“万民法”(law of peoples)为根柢的世界制度，不过是在细节上发展了康德，而且提出了两个“非常阴险和危险的”观点：一是适合于国内社会的公正原则不适合于国际社会，这就等于取消了国际公正；二是堵塞了弱国对强国的反抗通道，方式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干涉主义，这其实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12)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66页。

在理论上否定了西方学者设想世界体系可能性的基础上，赵汀阳进一步在实践上否定了西方国家构造的国际体系，认为那不过是世界性的帝国与帝国主义体系而已。由远及近来看，一是罗马帝国的范式，这是一种领土扩张型的军事大国，只有临时性的“边陲”(frontiers)，而没有法律性的边界(boundaries)。如今的民族国家时代，它在理念与实践上已经不再可行。二是大英帝国模式，这是“基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典型的帝国主义”，它是“现代化的方式来实现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现代化本身可以理解为‘最纯正的帝国主义’”。(13)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9页。三是全球化帝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不仅继承了现代帝国主义能够被继承的特性，而且以对其他国家的政治霸权、经济支配和知识霸权从而形成“依附”格局。这就不仅保证了现代帝国主义永远是赢家的局面，而且“在这个全球化帝国主义新游戏中，帝国主义不仅由于强大实力而永远是赢家，而且还是唯一有权选择游戏种类的主体以及游戏规则的唯一制定者”(14)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1页。。美国因此成为世界游戏中唯一的法外国家。

至于人们在面对世界问题时曾经给予明确期望的联合国，在他看来，它也绝对不是一个世界制度(the world institution)，仅仅是“一个试图解决世界性和国际问题的‘国家间机构’(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它的思考方式和利益分析单位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标准，它至多只能照顾国家而不是世界”(15)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3页。。联合国的决议，因此不过是国与国的协议，反映的不过是国与国的利益博弈，并不存在高于民族/国家的世界性制度面向。国际制度由帝国主义给定，世界性机构反应的是国与国关系，因此推而广之，也逃不过帝国主义的行为逻辑。在一个仅仅具有地理意义的“世界”上，人类确实需要一个基于价值理念、制度设计的真实“世界”。超越只有国家/国际观的，而具有全方位意义的“世界”，已经成为今天人类社会思考世界问题的一条重要思路。

与国家/国际体系构造的虚假“世界”不同的是，“天下模式至少在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具有哲学进而伦理学优势(virtue)，它具有世界尺度，所以能够反思世界性利益，它又是一个冲突最小化的模式，最有利于保证世界文化知识的生态。由于天下概念意味着先验的、完成式的世界整体性，因此它是个全球观点(globalism)而不是全球化要求。”(16)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1页。赵汀阳承认，天下体系的理想不同于中国古代帝国的实践，因为后者仅仅部分地实现了天下理想，而且主要是依托于专制帝国来实现的，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榜样。经此一进一退，他将“天下理想”从中国古代处境中拯救出来，成为可以依傍中国古代历史经验，但又可以脱离中国古代历史限制的“理想”理念。

赵汀阳将天下界定为“世界整个大地”、世界全体人民、一种世界制度。(17)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大地是质料，天地之心是其价值，天下制度是其存在形式。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是一个意义饱满的厚重概念。这是一个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政治世界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的统一体。它是一种世界尺度，成为理解世界问题的世界标准。这就完全超越了以国家标准衡量世界问题的西方国家。这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从世界去看世界”的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思考方式：它把世界看成一种政治存在或政治学对象而不是一种物理存在或科学对象，全力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其间，天子和圣人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治理天下。尽管这让中国人对物理世界缺乏科学兴趣，但却保证了人类关系对人类而言的绝顶重要位置。中国没有生成自然科学，但却凸显了政治科学探究的对象。在其宏阔的视野中，中国的政治知识论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限于个人、国家与国际的关系，而形成了一种“以‘天下’作为最基本的政治概念和初始政治原则，即世界制度优先于国家制度”(18)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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