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政治理想层面言说“世界”构造的时候，赵汀阳将中国一切有利的思想与制度资源聚集起来，而将一切不利的思想与制度资源一言带过，以求建构一个相比于西方国家构造的国际体系更值得期望的“天下”体系。他尽力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加以思想蒸馏，对中国传统天下体制建构的缺陷进行历史过滤，从而将天下体系净化、升华为“唯一”的世界制度哲学。与此相关的另一番思想与制度纯化功夫，下在了尽力聚拢西方国家构造的国家/国际体系的缺陷上面。如前所述，赵汀阳对西方国家的这一体系所具缺陷的相关指陈，确实具有事实根据，也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得到确证。但前提是他将西方国家构造的国家/国际体系的现实缺陷，与中国的天下体系的理想化升级不对称的放置在一起比较，并且设定了一个西方走入了死胡同，唯待中国来解套的先定性论述框架。西方被安顿在现在的位置上，中国被设定在未来的地位上，现实的千疮百孔与理想的完美可期相形而在；西方国家建构的国家/国际体系自然不堪一击，玩坏的现实世界唯待中国的“天下体系”加以收拾。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如何，西方力图走出困境的努力怎样，各自是否必须因循自己的发展逻辑矫正各自的缺陷，并且是不是只能携手才能克制现实“世界”的困境，这些问题，似乎不入他的法眼。于是，一个由国家/国际社会构成的真实世界被遮蔽了，一个由“天下体系”敞开的虚拟世界崭露出来。

四、融入现实“世界”：以“天下”为改进策略

天下体系替代国际社会，是两个“世界”方案的替代关系，而不是中国的“世界”方案对西方的“国际”方案的替代。如前所述，在现实性品格上，国际社会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天下体系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一个虚拟的世界要替代一个真实的世界，需要满足一些前提条件：一是虚拟世界在论证结构上比现实世界更为完善；二是虚拟世界在可期性之外具有可行性；三是虚拟世界的方案能够得到实际存在的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愿意被纳入这一新的世界体系之中；四是现实世界即国际社会已经到了无药可救而被各国弃如敝屣的地步。这四个条件，赵汀阳的论述可以满足的是第一个条件，其余三个条件都很难满足，甚至完全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满足的迹象。

第一个条件较易满足，因为他受虚拟世界论证者的意图伦理、理论推演、缺陷指陈、期望表达所决定。赵汀阳意图为这个令人强烈不满的“世界”，提供一个更为可期的世界蓝图，这是符合改善人类状态的伦理诉求的。在理论上，他对国家/国际体系这个“世界”的缺陷所做的指陈，完全可以为人们所体认和接受。因此他对天下体系值得期待的理论刻画，有其诱人之处，也具有理论上落地的理由。由于他将天下体系描述为一个“从世界思考”的理念，因此对“思考世界”的国家/国际体系相对而呈现出来的可期性，不仅在理论上激发人们，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人们的关注，(30)赵汀阳：《天下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所收入的外国学者对之做出反应的几篇文章，可知这一点。而且在实践上能为那些不满西方国家的国际社会作为的人群、国家所推崇，甚至是付诸行动。不过，他的理论推论需要竞争性检验，而不能在他的论述中跑马圈地式地得到承认；他的实践方案，需要从哲学玄思进一步下降为世界制度设计，而不能被他的实践许诺所迷惑。这就将他尚能基本满足的第一个条件之满足程度明显降低了。

这样的情形在后三个条件很难满足的情况下，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由于远离现实国际政治，因此尽可以从完善性上展现超越现实世界体系的优越性。这是他的论说让人们，尤其是为国家实力增长感到莫名兴奋的国人觉得更值得期望的缘由。但赵汀阳自己的论述回避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可行性问题。对任何政治哲学的论证来讲，如果仅仅悬浮于可期性，那么他的理论科学价值也许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实践科学价值肯定不高。而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恰恰属于实践科学。实践科学需要在审慎的思虑中凸显它的实践向度，即引导实践走向更为健全的境地。(31)亚里士多德将科学划分为三类，即创制科学、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实践科学的典型学科是政治学与伦理学。他指出，“在实践的活动的情况下，本源即在实践者之中，即意图，因为做一件事与策划一件事是一回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最后部分，亚里士多德直接将经验视为理解政治学的重要条件，“想懂得政治学的人还要具备政治的经验”，否则“他们根本不知道政治学是什么以及关于什么。”(廖申白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6页。)作为实践科学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导向上必须有助于回答何谓美好生活，这是被规定下来的学科根本属性的要求。赵汀阳视为足以取代现行国际体系的天下体系，当然是面对人类规模宏大的政治实践而发出的议论。因此，它不是一种理论科学的讨论，而只能是一种实践科学的言说。故而应当将对它的可行性检验置于可期性表达之上。但他在论述中无疑采取的是以可期性表述代替可行性论证。这就让他完全无视了改造“世界”秩序的实践特性，而将之转换成了一种理论科学的推论。这种推论自有其价值，但要越过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则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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